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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的“基层”——张未民(在中国作协九届三次全委会上的发言)

发布日期:2018-05-25

   “基层”,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社会学概念,是社会组织处于底部的部分。在中国,一般县区以下的社会单位都被认为是社会的“基层”。这个概念,对于大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活尤为重要,其所表达的秩序含义凝聚了非常浓厚而鲜活的中国经验。

   “基层”是一个现代社会工作的方法论。也可以用来描述传统中国的乡里组织、宗族体系、乡土田园文化,可以被历史化。

    但中国当代文学何以“基层”?“基层”而有文学,“基层”有多少文学?有什么样的文学,乃至被建构成为一种“文学基层”?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    文学往往是个体性的艺术创造,在现代社会,却又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关系千头万绪,相当紧密。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。“文学基层”,这也许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说法,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悠久的经验,也证实着现代性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关系。中国作协九届三次全会郑重提出了要加强文学基层工作,并将其提升到厚植中国文学基础的高度。我想这是可以引起作家深思并予以认真对待的。

    “基层”总是相对的。相对于中国作协,我们吉林作协就是“基层”,而就中国文学的社会组织体系而言,省作协其实还处于一个中观的层面,县、区作协及其文学存在,才是真正的“文学基层”。

    今年是改革开放及新时期文学40周年。40年来几代作家协同文学媒体、文学教育以及文学团体,共同创造了“新时期文学”。而新时期文学还创造了一个“文学基层”。

    大家知道,五四前后,中国新文学最初只是在京沪两地兴起,并长期以此为中心向全国扩展,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新文学才在某些省会城市得以萌生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,在省级行政单位才建立了相应的作协组织。而县区级作协组织的建立,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事情,尤其在新世纪以来它得到了普遍的建立。县区作协的组织化涌现,都是各地根据需要且发挥地方智慧自行成立的,不是上级统一文件要求的。从根本上看,应是顺应中国新时期文化文学发展兴盛的必然产物。

    这个组织化的“文学基层”的后面,站立着广大的文学人口。一类是在基层从事文学创作的基层作家,一类是在基层因热爱文学而参与文学生活的文学爱好者。他们代表着最广大的文学人民。

    于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们的文学工作不仅在基层发现了文学,还发现了这样一个“文学基层”。比如在吉林省,这时绝大部分县区都成立了作协组织,各自都有100到200不等的县区作协会员,他们在所属的区域大都办有文学刊物,兴办活动,发挥着文学的影响。吉林全省县区以上的作协会员规模已达5000人左右。我们还发现,在活跃于地方县区的各类文艺协会组织中,作协组织往往是规模最大、机构机制最为成熟的,状态是最为活跃的,这证明至今在广阔的“基层”,穿透强势的自上而来的影视文化“罩门”,母语的文学交流方式仍然是最为基本、最为方便、被认可和推崇的,这使“文学基层”的形成有了自然基础。

    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被称为基层的文学?他们往往是被遮蔽的,我们所不够熟悉的,热情,执著,谦虚,卑微,无名。更多的热爱和更少的名利功利,是显身于我们主流的文坛之前的郑小琼、李娟、王十月、余秀华们的“基层”状态。

    于是,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们省作协的文学工作格局,起码从主观取向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型,可称之为“一方三边”。

    “一方”,是相对的以纯文学严肃文学为志业的,并在创作水准(所谓“文学性”)上达到一定程度的主流文坛,是省以上作协的主要工作对象,是我们所熟悉的。“三边”,一是县区作协的文学基层;二是网络文学基层,网络作家作品与读者是一种共生现象,背后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基层;三是传统的古体诗词领域,由于文体方式的时代差异以及现代性根深蒂固的文学等级观念,也在我们熟悉的主流文坛之下形成了一种文学基层。而在这“三边”背后,更可牵连出广大的文学读者、爱好者、生活者,共同构成了基本的广大的文学人口。

    在这样的转型格局下,从吉林省作协的近五年来的工作看,业已形成的主流文坛及其文学仍然是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支柱,其他“三边”,我们加强了与省诗词学会的联系,但成效不多,主要是相互间的文体隔膜依然很深;我们成立了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,但工作进展慢,网络作家的网络性格的“宅”,似乎表现出不愿“出宅”的倾向;而对县区的“文学基层”,我们的工作则产生了一些成效。省作协启用了一个并不算完美的概念:农民作家,建立了200多人的省文学院农民作家联络网,已连续5年出版《吉林省农民作家作品选》,每年都召开农民作家座谈会,他们每次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来到省作协参会。去年,开展了评选“吉林十大农民作家”活动。既有的主流文学工作加上依托于县区文学基层的农民作家工作,构建了我们省作协文学工作新的重要格局。

    今年3月,我们调研整理分析了225份农民作家的情况样本,其中有一组数字引人注意:225位农民作家中,41岁到60岁的有171人,占样本总数的76%,而20岁至30岁的只有5人,31岁到40岁的只有16人。这个数字显示的年龄结构和省级作协、中国作协会员的年龄结构比例十分近似。

    由此看出文学基层的两个问题。一是这个“文学基层”与主流文坛同样都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产物。41至60岁的人居多,表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构成了当下“文学基层”的主体,那些新时期前20年取得了成就的作家,通过各种方式上岸发展了,披沙拣金之后,留下当年的文学青年守望着如今的“文学基层”。二是“90后”的“文学基层”人数已少到了危机的地步,表明近十余年的网络文化影响所及,使新时期40年来形成的基层性文学人口资源发生了网络之外的绝对贫困,起码是传统意义上“文学青年”的贫困。而这样的“文学基层”的危机,同样是主流文坛的危机。

    然而即便是生存于基层一边充满劳动一边抽暇创作,漫长的守望也使他们的文学春华秋实、生色活鲜。我省优秀的农民作家,有的上了中央电视台,有的在省级以上报刊、出版社发表、出版作品,其中不乏有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这样的杂志等。我们考察来到了蛟河县的山村张晓英的家,夫妇俩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,因文学而结合成家,历经村民的嘲讽、父母家人的不解,而一直坚持文学写作到今天。他们家现已成为四乡闻名的文学大院,还形成了一个近70人的由文学创作者、阅读者、爱好者组成的文学群落。在这大山中的小村庄,我们读到了他们创办多年的文学小报《山花》,读到了他们“在生存中写作”的作品集,还看到了他们家旧书架装满了史铁生、铁凝、林语堂、莫言等好多作家的作品,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版本,粗糙而质朴、温馨,令人动容。这是一个在远方的新时期文学及其“文学基层”的微小而巨大的真实存在。

    由此看“文学基层”的意义,主要有:1、说明了新时期文学的作家都从哪里来,我们许多人都来自于这个基层。2、说明了新时期文学的基层存在,它使新时期文学的空间变得广阔。3、没有这个文学基层,谁买谁读我们主流文坛创作出来的作品?没有文学基层,我们如何于生活中安顿我们的“新时期文学”?4、它影响和牵连着基层的广大文学读者,构成着基层的地方的文学生活,照亮广大的社会生活。5、仅就农民作家而言,他们的文学表达和表达自身,似乎无法替代,他们没有多少哲学、形而上情思、先锋性,却表达着人的基本情感、基本理念、基本生活,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。

    “文学基层”,和主流的先锋的纯文学的精英的写作一样,都是我国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的一部分。现在,中国作协在工作安排上加强了文学基层工作,如成立社会联络部、举办基层培训班等,是夯实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兴盛基础的重要举措。

    “文学基层”是一个感受性主导的文学世界,更是一个我们所谓的“文学性不足”的文学场域。但如果我们把文学性不当成一个绝对的指标而宽容以待,“文学基层”的存在就将会是中国文学之福。

    《诗大序》中说:“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言之不足,则嗟之叹之,嗟之叹之不足,则咏歌之。”

    读一下闻一多先生的《歌与诗》一文,他主张,正是这处于“不足”的嗟乎叹息,即所谓感叹之声,才是诗歌最早的生命初心,其站位和价值就在于这个“不足”。一个多样的有限的文学场域的存在,乃是文学生态的正常丰富,这是我们要建设的文学文明。

    善待文学基层,完善其组织架构,支持基层文学内刊,鼓励文学名家多给文学内刊写稿,让文学基层更积极、明亮、活跃,是最好的。

    文学走进基层,建设文学基层。作协理应当好文学连接生活与人民的桥梁和纽带,这是作协在新时代中国的新使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在中国作协九届三次全委会上的发言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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